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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晏殊眼一瞪，斥道：“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”又转而对富弼说道：“居厚顽劣不堪，侥幸中了个举，便不知天高地厚，叫嚣着要与你这‘王佐之才’谈论诗文，实在是可笑。诗词，小道也。老夫虽偶有为之，寄托心情而已，如何能用于协理政事？若是以此论断，前唐李杜白岂非个个是经天纬地之才。阿弼，你若有闲暇，可教导一二治国理政之法，莫要辱了我晏氏的门楣。”

    晏殊一番夹枪带棒的话，让晏居厚、方仲永唯唯不敢多言。

    震慑住了两个小辈，晏殊就与富弼谈论国家大事来了：“阿弼以为，元昊欲称帝乎？前番建言，多有被讽为夸大其词之语。”

    富弼说道：“那元昊自明道元年即位，便励精图治，颁秃发令，建西夏文字，以示与我中华不同文同种。更是以避其父讳为由改元‘显道’，狼子野心，已昭然若揭矣。

    小婿听闻，官家在其即位后，授封李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使、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，爵西平王。但李元昊对我皇宋的封爵不感兴趣，甚至是极为不屑。他在接待我朝使臣时，不以臣礼事宋，对官家封赐的诏书，遥立不跪拜。勉强受诏，则心内愤愤，环顾左右大臣说：‘先王大错，有如此国，而犹臣拜于人耶!’ 既而利用设宴招待使臣的机会，在宴厅后传出锻砺兵器的铿锵之声，意图威慑使节；在礼仪上又故意刁难，意在激怒朝中诸公，挑起事端。未知可有此事？”

    晏殊点头道：“经细作回报，其所言确是如此。元昊之狂悖如斯，可笑朝中还有人以为可许之以高官虚衔，便可保西方无战事。然既有老夫忝列参知政事，岂可不进言献策，以安社稷乎？且官家仁慈，却不昏聩，不过是不忍边境战火又起，生灵涂炭而已。你所陈八事，虽尽是谋国之言，但言辞中过于偏激，将政事堂一帮人看成泥塑木雕。你此等言语，如何能让你成事？若是官家一一皆准，不是显得我等皆酒囊饭袋了吗？”

    富弼拱手道：“是小婿欠思量了，只想着把事情说清楚，却忘了顾忌，实在是不该。令泰山大人为难了吧？”

    晏殊摆摆手道：“哪有什么为难？当下朝政清明，虽不敢说是众正盈朝，但诸公的才学、心胸还都是有的，绝不会有人为难你的。但有的时候，你说出的建议不一定不对，反对你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。只是看是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罢了。

    如你这次提议关闭榷场，就是有些不妥了。且不说勋贵多有商号经营，一旦关闭损失惨重。单只关了榷场，就真能断绝西夏之所需货物了吗？不尽然吧。”

    富弼辩解道：“可令边军多加稽查，若有私闯关隘者，严惩不贷。”

    晏殊问道：“若是边军自己去做这生意呢？”

    富弼愕然。总不能因为走私点货物，就把边军给杀了吧？那样非激起兵变不可。

    方仲永“学习”了半天，终于逮到发言的机会，说道：“在下有些看法，不知是否能说？”

    晏殊与富弼谈论政事，本就有培养与考校之意，闻言自无不可。晏殊说道：“仲永但有良策，只管说来。即便是毫无用处的书生之见，也不妨事。”

    方仲永毕竟年少气盛，受不得激将，慨言道：“禁绝货物的往来，实乃伤敌一千、自损八百的下策。毕竟西夏虽多仰仗我大宋的茶叶、粮食、布帛等，但我大宋亦需要西夏的马匹牲畜等物，且西夏沟通西域，多有西方珍罕之物，绝不可贸然断绝交通。当然，若对流入西夏的粮食、铁器等不加限制，则无异于割肉饲虎，更不可取。

    在下以为，可对经营布匹、粮食等物的商人课以数十倍重税。就拿粟米来说吧，今京城粮价亦不过百文一石，若运去兰州、西宁则五倍之。若官府课以每一石一贯的重税，那么，西夏人得花多少钱才能吃到粟米呢？”

    富弼苦笑道：“粮食不同于丝绸，便是西夏盛产牲畜，粮食也是不可或缺的。但官府收这么高的税收，激起民变怎么办？那些粮商背后的势力不可小觑，愚兄可是就刚刚吃了亏的。”

    方仲永很是“阴险”地笑道：“那就让边军收税。想必那些丘八的刀子在砍杀敌人时不利，对付几个粮商还是有办法的。分他们个三五成，恐怕都要争着抢着去收税了吧！这时，再让他们缉捕私贩粮食、铁器的凶徒，想必他们也不会再推脱了吧！

    另外，凡运送丝绸、诗集者，一律不收任何税收。如此一来，则西夏人尽皆身着不能御寒的丝绸，饿着肚子读着我中华的诗词歌赋，也算是风雅的很呀！”说完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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