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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当然了，《韩非子》一书不被后世推崇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除了过于强调严刑峻法与历朝历代崇尚的“仁孝治国”的口号冲突之外，韩非子的大嘴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——尽管韩非子本人有些口吃。看看他都说了些什么？什么“文学者非所用，用之则乱法”，什么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”。你让后世制霸天下、“独孤求败”的儒家怎么看你？不把你韩非子从坟里挖出来用大炮轰三天，都可以说是极厚道的了。

    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如此“诋毁”儒家的《韩非子》一书，为什么没有被口诛笔伐甚至是直接404呢？

    无他，自家事自家知。无论儒生们多么崇拜孔圣人，仁义礼智信多么的高大上，但他们深知，管理或者说治理一地的“牛羊”（牧，不就是放牛嘛）仅靠仁孝是远远不够的——即使有所谓的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的贤相赵普。有牛羊病了怎么办？讲仁义？那是巫婆干的事儿。有不听话的牛羊怎么办？讲仁义它又不听，只能靠鞭子了。更严重的是，有豺狼来了怎么办？讲仁义？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了解一下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，要想当一个好的牧人，不仅要学会仁孝等“青草、清水”，还要学会用鞭子，甚至是棍棒刀枪。

    以《韩非子》为代表的法家著作，就是提供鞭子的武器库。不想当好牧人的读书人，不是个好读书人，“学而优则仕”嘛！于是，儒生们一边对“羞辱我先贤”的韩非子大加贬斥，一边偷偷地研究鞭子、棍棒的用法，所谓“儒皮法骨”是也。

    刘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好牧人，因为他并没有放牧的经验。

    刘先生也甚有自知之明，推荐了吴仁礼这位担任过实职的牧人来教方仲永《韩非子》。别看吴先生一副风流才子、放荡不羁的样子，讲起法家的理论也是一套一套的。方仲永深切怀疑，王安石一心一意地搞变法是受了他舅舅的影响。

    这天，吴先生讲到《六反》，问道：“必知则备，必诛则止；不知则肆，不诛则行。何解？”

    方仲永规规矩矩地答道：“这句话的意思是坏人在一定能被察觉的情况下，才会戒惧；在一定要受惩罚的情况下，才不敢再犯。在不能被察觉的情况下，他就会放肆；在不会受惩罚的情况下，他就要横行。”

    吴先生摇摇头道：“肤浅！这句话的意思绝不只是字面上那么简单，它更深层的意思是说要建立完善的律法，使百姓知道律法不可犯；若有违反，执法的时候就要严厉，让别的尚未触犯律法的人警醒。”

    方仲永则很是疑惑：“如此一来，岂不是会落下酷吏之名？”

    “酷吏？什么是酷吏？只论对错，不讲人情的才是酷吏。若有那为报母亲被辱之仇而手刃仇人的孝子，你当如何决断？不问缘由一刀砍了的就是酷吏，法内容情又妥善安置其家人的就是仁义的青天了。此中尺寸，你当仔细琢磨，认真思量才是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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